當下“3060”“碳達峰、碳中和”成為熱詞，人類寄希望于通過跨國界的環境議題來推動國際合作，手拉手共建“藍色星球”。地球不語，不同國家各自唱“戲”。

 

在人們糾結碳交易的碳價如何量化時，我們可以從歷史角度來看“碳中和”政策的治理思路。
 

農耕時代的人沒有“中和”碳排放的壓力和經驗，但是，如何以干預行為來對沖風險，古代的政策制定者早有探索。

 

 

在治理二氧化碳排放上，中國其實早已著手，不過之前還是以“節能減排”為主，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簡單而又尖銳的矛盾——發展工業與節能減排。

 

與前工業時代不同，現代國家的發展模式、龐大人口都必須依靠工業支持——排出碳可能會熱死，放下碳則會餓死。對于后發展國家來說，碳排放權等于發展權。

 

曾經有個段子：有煙民看電視節目上說“吸煙有害健康”，于是一咬牙、一跺腳，再也不看電視了。這種回避問題的方式雖然可笑，但現實中有些國家確實就是如此操作的。

 

從2001年美國總統小布什宣布單方面退出《京都議定書》到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這種直接“關掉電視”的方法顯然只能逃避一時——既然不能避免工業生產過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就當這個問題沒發生？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正常邏輯。

 

其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跟減肥的道理差不多——管住嘴、邁開腿，減少大氣的二氧化碳攝入量，并且增加其消耗量。但是減少排放就意味著減緩工業生產，就像大家都在一個桌子上吃飯，今天你突然不讓我吃肉了，我肯定不高興。因此，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誰要少吃”的問題上一直互相推諉，盡管“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已成為國際上普遍接受的原則，但在實際執行中并不理想。

 

因此我們就要從“邁開腿”的角度出發，積極地來解決這個問題。

 

帶來一方面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本身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是預先治理，利用其他措施將其風險規避，或把損失對沖，這就是“碳中和”的概念了。

 

企業、團體或個人在一定時間內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通過二氧化碳去除手段，如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產業調整等，抵消掉這部分碳排放，達到“凈零排放”的目的。

 

 

在歷史上，這種以干預行為對沖風險的政策常有實行，經濟上最為常見，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國古代的國家一直執行的倉儲政策。

 

作為傳統農業國家，抵御天災帶來的糧食減產風險可以說是國家的第一要務。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渴望著“風調雨順”，但地處溫帶季風氣候區的古代中國不可避免地經常會發生旱澇災害，于是就需要事先干預，以抵消或部分抵消自然災害帶來的危害。

 

中國的倉儲制度可以上溯到周代，到了漢代，隨著國家的統一，糧倉被廣泛建立起來。

 

漢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中央開始營建新都長安，首批重點建設工程就包括了中央糧倉——太倉。除太倉外，中央直接管理的糧倉還有位于甘泉的甘泉倉、華縣的華倉、渭北的細柳倉和嘉倉等。此外，郡、縣兩級另有常設之倉，各諸侯國、軍隊特別是邊兵系統也建立了糧倉，而漢宣帝時壽昌倡立的常平倉制度，成為沿用了兩千多年的倉儲制度。

 

大規模、長時間的糧食收貯制度，無疑會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使農業文明有著更強的生命力和更穩定的社會基礎。

 

從這個方面看，“碳中和”政策更像是建立了一個“碳倉”，區別就是這個“碳倉”的儲存是負值的，以抵消二氧化碳增加而帶來的環境風險。

 

歷史上有一些事件，雖然跟“碳中和”以及經濟秩序本身關系不大，但也是這種原理，就是在必須實行某項制度之前，對其危害提前對沖。

 

西漢建立以來，由于錯誤地分析了秦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高祖劉邦大封諸侯國，造就了地方的“雙軌”制度。

 

漢景帝即位后，認為地方勢力過大，于是采用御史大夫晁錯提議，削弱諸侯王勢力。但削藩的決定引起了諸王的極力反抗，吳王劉濞等劉姓宗室諸侯王以“清君側”為名發動叛亂。中央軍隊難以支撐，幾經拉鋸勉強平叛。但所謂“平定”只是雙方的一次妥協，諸國退兵的同時，景帝誅殺晁錯，并下令停止削藩。

 

漢武帝繼位后，對諸王勢力的反噬有了充分地預判，于是用主父偃之策，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推行推恩令，即要求由以前的各諸侯所管轄的區域只由其長子繼承，改為其長子、次子、三子共同繼承。于是從元朔二年至元朔四年的三年中，封侯數量比同一時期上升了十倍。故而武帝以后，王國轄地不超過數縣，其地位相當于郡。這樣，諸侯王強大難制的問題，就進一步解決了。
 

這種以對沖政策抵消危機的方法，在歷史決策中雖然常見，但對施政者有著很高的要求，需要他們正確預見事件走向，并將所有可能造成影響的因素考慮在內，隨時根據實際情況做出調整。

 

 

這方面也有反例，一些表面上設計得合理，可以規避風險和對沖損失的政策，真正進入市場后，可能未必有用。

 

比如清代的常平倉，在皇帝和部分高官的想象中，建立大型政府倉儲可以春糶秋糴——在谷價高昂時賣出、低賤時買入，以平衡市場價格，并且在荒年開倉賑濟。但真正投入市場后，發現作為市場競價的主體之一，常平倉比起民間糧倉、富戶并沒有價格上的優勢，反而因為人員眾多、體量龐大而管理成本高昂。這導致各地的常平倉經常出現虧空，乾隆末年大部分糧倉已經到了勉強支持的境地。

 

常平倉在清代的低效，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制度的設計者——皇帝和鄂爾泰等重臣，想當然地理解了市場運行機制，并不具備相當的經營專業知識和預測能力，導致了制度本身的缺陷；第二是當常平倉運營出現問題、各地督撫紛紛上報的時候，他們沒有對相應政策作出調制，仍堅持認為常平倉運行的失調是各地官員辦事不利所致。本來用以抵御風險、消除危害的政策，此時反而成了政府的負擔。

 

減碳任務如今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碳中和”的發展及碳交易市場的啟動，說明我們在節能減排的道路上有了新的進展。

 

希望我們在碳治理過程中，能從歷史經驗獲益幾分，期待碳中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