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經濟格局、國際政治局勢等頻繁變化，世界正面臨著新的挑戰與困難。在國際上，大國之間博弈加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受到多方面影響。

　　

2022年3月17日，中經傳媒智庫聯合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分社，主辦了“智庫思享匯”系列直播，全球著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與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吉林大學教授、廣州商學院校長李曉進行了一場關于“世界經濟的未來”的精彩對話。

　　

在李曉出版的新書《雙重沖擊》里，從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的角度展示了未來世界經濟秩序的戰略圖譜，對當下世界經濟格局及其動態演變進行了全面論述。斯蒂格利茨則曾在《美國真相》一書中討論了美國經濟與社會的真正核心矛盾。

　　

以下為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與李曉的對話。

　　

 

 

斯蒂格利茨：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我們真正開始意識到金融化的危險。當時美國金融業崩潰，并引發了全球危機，世界各地的人們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那么，到底問題出在了哪里？為什么金融領域會產生如此大的負面影響，影響到我們的社會和經濟？

　　

首先，每個經濟體都需要金融體系，稀缺資本需要通過金融體系進行分配，資本是很重要的生產要素。我們當然需要金融部門，但問題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則是金融應當服務于社會的其他領域，比如有效分配稀缺的資本、資源，提升經濟效率。不幸的是，美國的金融部門變得太龐大，太自私了，好像整個經濟是去服務金融部門，而不是金融部門服務整體經濟。

　　

美國的金融部門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它只注重短期利益，而經濟的增長一定要基于長期的規劃。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美國的金融部門吸納了大量資金，發給高管太高的工資，扭曲了經濟，并導致了更多的不平等。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平衡的、被更好地監管的金融部門。金融部門帶來的不應該是不穩定性，而應該是風險的減少?？墒乾F在的情況卻恰恰相反，高度的金融化加劇了不穩定性。

　　

此外，在拯救地球，推進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上，金融部門沒有很好地幫助我們應對氣候風險。全球重要資產的價格，如石油和房地產，都受到環境變化的嚴重影響，目前它們的定價是扭曲的。當這些價格重新調整時，我們可能會迎來又一次金融危機。

　　

我們需要更好地對金融部門進行監管，不僅要確保它不要再造成大的損害，確保它不要參與到過度的風險行為中。同時，要讓金融部門服務于社會。這一點非常關鍵，如果我們想要一個長期、穩定、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金融部門一定要發揮這樣的作用。

　　

李曉：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分析，我非常贊同，特別是金融機構的短視行為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負面的，也難以滿足人類對更加重要的長期合作的需求。斯蒂格利茨教授非常關心收入不平等問題，我一直認為，在造成美國社會的不平等的根源當中，金融化是一個重要原因。

　　

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國內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會對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所以，美國經濟結構的金融化問題、社會不平等問題，本質上是一個全球性問題，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全球不穩定的一個根源。

　　

整個美國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以資本市場為中心的網絡系統。這種金融化的網絡系統對收入分配具有破壞性的影響。

　　

具體來說，它通過三個重要過程對收入分配產生影響：一是收入差距的直接擴大。就像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說的，金融業從業人員獲得了太高收益；二是金融機構扭曲了市場配置，形成了隱性的買方壟斷；三是稅收方面的規則、制度的調整，形成了巨大的財富轉移效應。

　　

在這個過程中，金融既得利益集團對于美國政治生活的影響同樣非常巨大。而經濟增長的成果無法被公平地分享這一點，跟金融業的擴張以及政府未能承擔起調節社會分配、遏制金融資本擴張的職責，是高度相關的。我認為，金融化過程對實體經濟的打擊、金融集團的自利和影響政府政策、規則和法律制定過程的牟利行為，直接導致了美國貧富的兩極分化。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金融化的社會政治結果，導致資本與勞動的關系、資本與國家的關系以及資本與民主政治之間的三重關系，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這種“啞鈴型”的社會結構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社會階層的“大脫鉤”，它使得以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民主體制面臨著嚴重威脅，造成了國內政治力量的分化、裂變，甚至出現嚴重的政治極化，包括民粹主義的抬頭。這種結構變化對美國對外關系政策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李曉：現階段，美聯儲在全球貨幣事務中的影響力明顯上升。

　　

我認為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他的書中對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進行的建設性批評是非常中肯的，我很贊同，也深受啟發。我現在更加關注的是，現階段，美聯儲在全球貨幣事務中的影響力是明顯上升的。在我看來，有兩個方面值得我們關注。首先，在2008年金融危機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后，美聯儲與14家其他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央行簽署的長短期的貨幣互換協定在很大程度上使得IMF和世界銀行在金融危機救助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被邊緣化了。

　　

其次，美聯儲貨幣政策邏輯的改變在理論和實踐上對全球金融穩定和經濟增長都造成很大影響。上世紀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所形成的美元體系，使得美國可以不再努力通過制造業的生產去“掙錢”，而是通過“借錢”來滿足經濟生活運行，現在則是通過“印錢”來直接刺激經濟增長。這無疑是一個通脹的“潘多拉盒子”被打開的過程。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次美聯儲退出QE（量化寬松）的難度要遠遠大于上一輪操作，它的不確定性是非常大的，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擾動性也更強。我特別擔心，根據目前美國通脹數據以及全球通脹趨勢，我們是否會在“大疫情”的條件下迎來一波“大通脹”。

　　

根據2022年1月26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臨時主席鮑威爾的發言，今年內美聯儲要做三件事。一是停止購債，二是加息，三是縮表。但現在看來，我認為它的退出操作恐怕并非易事。

　　

一方面，美聯儲恐怕需要控制好通脹與股市穩定之間的平衡，以及通脹與經濟增長或復蘇之間的平衡；另一方面，市場原本預期，油價應在今年下半年下跌，但俄烏沖突的加劇導致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的飆升已成定局。

　　

總之，這輪美聯儲退出QE的操作恐怕將是不確定性非常大的一次，被動性很強，挑戰性也很大，對國際市場的影響更加不利。在此背景下，令人擔心的問題是，通脹上行會否使世界經濟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滯脹之后再一次出現“大滯脹”。

　　

斯蒂格利茨：首先，如果我們不談財政政策，是沒有辦法討論貨幣政策的。如果我們要實現經濟復蘇，就需要依賴貨幣政策。盡管貨幣政策并非十分有效，但這是我們擁有的唯一工具。

　　

貨幣政策的使用會帶來一些副作用，它導致不平等加劇。低利率導致股票市場和房地產的價值增加，繼而加劇財富的不平等。在重振經濟方面，貨幣政策并沒有起到我們期待的作用，許多批評者非常擔心這會導致大規模的通貨膨脹。

　　

有些人把通脹歸結于貨幣政策的問題，實際上導致通脹的原因并非是需求，而是供給側的不穩定。貨幣政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即使能夠解決部分問題，解決方案造成的影響可能會比問題本身更糟糕。我們需要針對價格上漲的根本原因進行有針對性的干預。

　　

正如李曉教授提到的，通脹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能源價格上漲。我們應該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畢竟化石燃料、地緣政治、地緣經濟非常不可靠。我們可以相對較快地建立可替代能源系統。

　　

最后，我想強調，雖然通貨膨脹率遠高于很長時間以來的水平，但7%的通脹率其實并沒有那么高，因為對通貨膨脹的衡量方式不同，這些數字并不能真正準確地評估我們所處的情況。我們需要做的就是保護那些會被通脹嚴重影響的群體，需要執行一些特殊的項目去保護這些受到通貨膨脹嚴重影響的弱勢群體，即最底層的人民。

　　

 

 

斯蒂格利茨：從購買力評價來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和美國各占全球GDP的20%左右。俄羅斯的經濟體量和荷蘭差不多，類似于一個歐洲小經濟體，盡管它擁有很大的國土面積。但它擁有核武器，所以我們也不能輕視它。

　　

歐洲犯的錯誤就是過度地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不過，全球經濟有調整的方法。雖然這一過程會很艱難，很痛苦，但我們可以做到。我們經歷過上世紀70年代的能源價格高漲，可再生能源的建設可以很快。

　　

李曉：斯蒂格利茨教授坦率地說出了一個很本質的問題：俄羅斯是一個非常小的經濟體，但它是一個核大國。正因為它是體量不大的經濟體，對全球來說，對它的制裁可能成本未必很高。

　　

從對全球經濟增長和全球格局的影響來看，我認為，俄烏沖突升級以及歐美各國采取的全方位的制裁行動，加劇了全球下滑的動力，也加劇了全球會不會陷入一場“大滯脹”的擔憂，如果滯脹或者世界經濟蕭條真的到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在我看來，對美聯儲和全球經濟而言，更大的考驗還在后面。換句話說，我認為制裁可能真的是一把“雙刃劍”，對俄羅斯來說是大蕭條，但在導致俄羅斯經濟蕭條、崩潰的同時，可能會出現全球經濟的“大滯脹”。

　　

至于俄烏沖突對世界格局的影響，我覺得這可能會成為21世紀世界格局、秩序變化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很可能是在“大疫情”“大通脹”的基礎上，加劇全球性的“大分裂”，或者全球化“大分裂”。

　　

具體來看，有五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一是俄羅斯冒險行動及其后果，很可能導致俄羅斯自身陷入深重的社會經濟危機，甚至總體實力加速衰落，直接導致世界格局發生重要變化。

　　

二是俄羅斯的冒險行動使得周邊小國更加注重謀求自身的安全，歐盟和北約將更加團結一致，現在，一些歷史悠久的中立小國，比如說瑞士，都開始放棄了中立的立場，參與了對俄羅斯的制裁。

　　

三是俄羅斯的冒險行動導致德國放棄了多年來堅持的和平立場，公開再度軍事化，這個后果對于歐洲的影響巨大，其實對于亞洲也同樣如此。

　　

四是俄烏沖突可能使得歐洲切實感受到自身的傳統能源結構的脆弱。不過正因如此，歐洲很可能會加快促進太陽能、風能，包括綠色可再生能源技術的創新性發展，進而成為引發全球能源結構重大調整的契機。

　　

五是對俄羅斯強有力的制裁，讓全球切實感受到美元體系所擁有的巨大金融權力和威力。但同時也帶來一種思考，即美元體系的“武器化”的使用，能否加快一些國家的“去美元化”過程，進而對國際金融體系，或者是全球的金融治理產生一些影響。

　　

總的來說，這場俄烏危機對全球的政治、安全、經濟、能源，包括金融秩序可能都將產生重大的影響。

話題四：中美經濟增長前景如何

李曉：最近，中國政府提出了穩增長、穩預期的政策目標，并指出中國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減弱的三重壓力，這個判斷是非常準確的。

　　

短期內，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恐怕要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在俄烏沖突加劇及其可能形成的全球經濟衰退或滯脹趨勢的背景下，外需減少將使得中國出口面臨很大的沖擊和挑戰，所以穩內需將成為今年的重中之重。

一方面，我們應當盡早、盡快地降準降息來穩定市場預期，另一方面也要高度關注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影響，這無疑將增大宏觀政策調控的難度。

　　

從長期來看，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需要處理好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在經濟增長模式轉型過程當中，如何解決好促進經濟增長的傳統手段及其路徑依賴與經濟結構調整之間的關系；二是要處理好收入分配問題，一定要避免社會收入差距的擴大；三是要考慮到民營經濟是技術進步、穩定和增加就業的核心力量，未來如何確保社會創新的動力和活力是至關重要的；四是金融開放與發展。

　　

斯蒂格利茨：我們現在面臨幾個不確定性，迄今還沒找到答案。第一個不確定性，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公共衛生危機。

　　

第二個不確定性就是俄羅斯。如果俄方不顧及任何后果，會讓全球產生不穩定性。

　　

第三個不確定性，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以及俄烏沖突，全球經濟的韌性如何？部分供給側短缺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比如木材短缺，但有些問題，如芯片短缺，還沒有解決。我們也不知道還要多久才能夠解決。

　　

我擔憂的是美國央行可能反應過度，加息速度過快，這樣就會帶來全球性震蕩，特別是很多國家已經債臺高筑。當利率為1%或1.5%時，管理債務是一回事；當利率升到4%時，管理債務就會相當困難。

　　

所以，我們一定要意識到，目前全球確實面臨一些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如果事情發展得順利，美國經濟在今年和明年會增長得非常不錯，中國也是一樣。但也可能出現其他情況，那么經濟發展前景將不容樂觀。